確實，回頭看四十五年的生命軌跡，「不確定性」（Uncertainty）似乎始終存在。

很難單純以「從科學轉向藝術」來概括我的人生。

從建築、土木工程、資源工程、水文地質、環境變遷研究與礦場生態復育，到攝影、錄像、紀錄片、影像裝置、田野調查，以及近年開始進行的新地景攝影口述歷史計畫，看似不斷轉換領域，但真正持續追問的，其實始終是同一件事：我們如何理解一個持續變動，而且無法完全預測的世界？這不就像是我過去寫論文時，不斷碰到的那個字——「隨機」（Random）嗎？

在科學研究裡，我面對的是地下水污染傳輸、地質統計、地球物理井測資料與自然系統中的不確定性；跨入藝術之後，我所面對的則變成礦山、災難、城市建設、產業遷移，以及人類欲望在土地上留下的種種痕跡。這也是新地誌攝影（New Topographics）長期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：人類如何改變土地？

從「科學的不確定性」走向「不確定的藝術」，並不是一次突然的轉身，而是一條長達二十餘年的生命路徑。更何況，在這之前，我其實早已轉身過一次——從運動員，轉向工程。

我從小成長於宜蘭二結。

早年跟著奶奶在鄉下生活，記憶中的童年，每天幾乎都在「玩」，總是玩到天黑才收攤回家。無論彈珠、紙牌、球類，還是孩子之間各種自己發明的遊戲，我總有一股非贏不可的好勝心，有時連大人都覺得不可思議。那時身邊有很多朋友，也有很大的活動範圍——

從王公廟玩彈珠、學進國小打籃球、蘭陽溪抓蝦、考試下午的農田烤地瓜、路邊的稻草人與跳格子、夜間電線桿下打羽毛球、暑假磅仔頭游泳、元宵節砍竹子做火把、二結圳撈魚、王公生殺豬公請客、榕樹下的ㄤ仔標、撿鋁罐與銅線賣錢、到大閘門路邊抓螃蟹。

那時候的我，完全不清楚自己未來要成為什麼，也沒有一條被安排好的求學道路，更沒有想到會走到今天；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一步步真實地玩出來的。這之間，最值得慶幸的是，我有一個自由而開放的媽媽。即使家庭環境艱難，她仍給了我最大的自由與愛，總想把她能給的一切最好的留給我。後來，在家庭經濟最困難的時候，她突然因腦溢血倒下。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，人生並不會按照原來的計畫前進；有些時候，我們必須放下原本的夢想，先承擔眼前的人生。

蘭陽溪、二結圳、農田、社區聚落與地方生活，是我最早理解世界的方法。現在回頭看，那些地方既是生命的起源，也是所有創作與研究最早的養分。因為喜歡畫畫，加上受到台大城鄉所在地方推動社區營造的影響，我選擇進入羅東高工建築科，之後申請入學到台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，逐漸從生活中感受到的「土地」，走進工程學所描述的「土地」。

結構、力學、材料、水文、地質、測量與工程數學，讓原本憑直覺感受的環境，開始變成一個可以被測量、計算、分析與建模的世界。原來一個看似渾沌的自然現象，背後可能存在某種數學與物理規律。但我的求學，從來不只是單純的知識累積；現實的生活壓力，使我很早就必須理解時間、資源與選擇的分配——沒有辦法什麼都擁有，就必須決定什麼最重要；沒有無限的時間，就必須想辦法在有限條件裡完成事情。

「如何在有限條件中，把一件事情完成？」逐漸成為我日後無論做研究、藝術創作、公益計畫或創業，都非常重要的一種性格。

2003 年，我進入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。

老實說，一開始我對「資源工程」可以說是從未聽過，會來到系上，真的是一連串的意外與緣分。但無論如何，很快地我開始接觸水文地質、地質統計、序率水文學、污染傳輸與地下環境研究。一個新的世界突然打開了，我發現自己很喜歡做自然科學研究，那和我小時候赤腳在鄉下跑來跑去、探索環境的心情是一樣的。

第一學期，在分秒必爭的狀態下，非常不可思議地，我發表了人生第一篇期刊論文。有一天，老師突然問我：「你要不要提早畢業？如果要，就把剩下的學分修完。」對當時的我來說，這是一連串的驚奇；我一直覺得，除了努力探索之外，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——我只是很喜歡「土地」罷了！

那時候的我，已經掉進科學與哲學的世界裡，很喜歡研究室裡對客觀、證據與科學方法的追求，也喜歡成大的校園、環境與人文。羽球校隊、攝影社、登山社、鐵道社，對我而言都是非常美好的地方；好不容易從宜蘭來到南部，其實捨不得那麼快離開。

也是在這個階段，「不確定性」第一次真正以科學問題進入我的生命。

地下水看不見，污染物的移動無法被完整觀察，地質條件充滿空間變異，研究者只能透過有限的鑽孔、地球物理井測資料、採樣、數據與模型，推估一個永遠無法被完全看見的真實世界。於是我慢慢理解：科學並不只是尋找答案，它同時也在告訴我們——我們對世界的理解，往往只是根據有限資料所建立出來的模型。

這對我後來的人生影響很大。在高度壓縮的研究所生活裡，分秒必爭逐漸不只代表效率，而成為一種工作方法。徐老師也訓練我們一心多用：例如慢速閱讀英文期刊的同時，也不能忘記實驗室裡還有魚要餵；連大家買不到返鄉火車票時，我都會想辦法翻牆跑到車站，直接去問站長還有沒有保留票。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其實都在訓練我們——遇到問題，先去找方法。

也因為在校的嚴格訓練，離開學校、真正進入社會之後，我甚至常常覺得，很多事情相較之下都變得沒有那麼困難；因為我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適應得很好，也對世界充滿好奇。但後來我才發現，最困難的往往不是「事」，問題其實都在「人」。

多年以後，這套科學態度與方法並沒有消失，它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出現——進入我的藝術創作、創業組織與公益計畫。現在回頭看，「不確定性」早已不只是科學、哲學或藝術的問題，它幾乎存在於我人生的全部歷程；只有不停地面對它、探索它、質疑它、修正它，才有辦法往前走。

如果把人生也暫時當成一組資料，也許我們所能做的，就是不斷增加自己的觀測、不斷修正模型，時間夠長之後，那些原本看似 Random 的點，或許會慢慢浮現出一條屬於自己的 Trend。

離開校園之後，在中研院與建國工程公司待過一段時間，便進入更廣大的環境研究現場。

山岳、河流、地震、颱風、地下水、海洋與全球環境變遷，使「田野」不再只是研究方法，而逐漸成為我理解世界最基本的方式。研究所之後，我持續流浪、旅行與登山，從台灣走向亞洲，再走到世界不同的地方。在旅行與田野中，我看見不同國家的礦業興衰、資源枯竭的城市、基礎建設與爛尾工程，也看見不同的產業發展與政治制度如何改變一塊土地。慢慢地，我開始理解：地景從來不只是自然，也不只是風景。

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山、河流、道路、新市鎮、重劃區、礦場、工業區與廢墟，其實都是自然力量、地緣政治、國家政策、資本、產業、工程技術，以及人的慾望共同作用之後留下的結果。而我的攝影，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改變。攝影不再只是記錄眼前的風景，它開始成為我研究土地的方法。

我開始長期拍攝礦山、水泥廠、八八水災、光復災區、蘇花崩塌地、乾旱水庫、土石流痕跡、宜蘭閒置農舍、鬼城爛尾樓與土地變遷。愈來愈關心的，不再只是一張照片拍得好不好，而是照片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：為什麼這座山變成這個樣子？誰改變了它？什麼政策允許它發生？什麼產業需要它？誰從中獲益？誰承擔結果？而這些改變，又會留下什麼？

拍攝二十年後，2026 年我開始重新調整腳步，希望能再做些研究，便回頭梳理台灣新地景攝影的轉向，目前正在進行相關藝術家的口述歷史與紀錄片拍攝計畫。我真正想釐清的是：新地景的觀看方式，在台灣如何被接收、轉譯與重新發展？台灣不同的歷史、政治、產業與地理條件，又如何透過土地留下自己的物質痕跡？而不同世代的藝術家，又如何發展新的觀看方式、方法論與藝術實踐，重新理解這些痕跡？

於是，從科學研究開始的「田野」，最後又回到了藝術，只是觀看世界的方法已經不同。

真正重要的轉折，並不是我「放棄科學去做藝術」，而是我逐漸發現：有些問題，科學可以分析，卻未必能完整回答。

所以在離開成大的那一天，我曾經問徐老師一個問題：「科學與哲學，哪一個走在前面？」徐老師很客觀地回答我：「以我現在副教授的知識，可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。」這個回答，我一直記到今天。現在回頭看，我反而覺得這可能是老師留給我最重要的一堂課——因為一位科學家願意承認「我不知道」，本身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科學態度。於是，我帶著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，真正進入社會，也開始闖蕩世界。

一座山可以被測量。

岩層可以被分析。

爆破可以被計算。

礦石可以被估算。

可是——

一座山為什麼被挖掉？誰決定它的命運？礦業為什麼跨越國界？資本、政策與技術如何共同作用？地方居民如何理解它？一座消失的山，又如何進入人的記憶？這些問題開始超越單一學科。

也因此，攝影、錄像、空拍、紀錄片、文件、地圖、工程資料、礦場工作日誌、礦場石灰石、復育植物、藍晒圖、炸藥單、爆破連接線、等高線圖、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，逐漸進入我的藝術創作與研究。長達二十年的「山水」連線系列，也不再只是地景攝影；對我而言，它逐漸變成一個持續變動的新地景研究系統。

以前做科學，我們透過研究，希望縮小未知的範圍；後來做藝術，我卻逐漸發現，有些時候真正重要的，是把原本看不見的問題提出來。

科學讓未知變得可以描述；藝術則讓被忽略的未知重新出現。於是，科學與藝術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——它們不再只負責提供答案，也可以共同製造新的問題。

回頭看這四十五年，我其實不太確定自己是否符合一般人對「成功」的定義，因為我只選擇自己喜歡的事物去做；金錢與權力，對一個從小不斷被追債的家庭而言，並沒有什麼意義。我沒有思考過什麼功成名就，更在乎的反而是尋找自己、探索世界與回饋土地。

這些年，每天都過得很開心，做了好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也去了好多地方。做過科學研究、蓋過房子、進過礦場與災區；做攝影、錄像、紀錄片、裝置、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；當過羽球教練，創業建立羽球品牌 TRUEiin 初應；另外還有我很重視的一條線——台灣偏區兒童攝影公益計畫。這些事情表面上似乎沒有太大關係，但現在重新回頭看，才逐漸發現，它們其實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：我是誰？

母親以前告訴我：「有多少能力，就幫助多少人、做多少事。」徐國錦老師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——一個人擁有更多能力與資源之後，真正值得思考的，也許不只是自己還能得到多少，而是自己能夠為這個社會留下什麼。

因為家庭關係，我對金錢其實沒有太大的慾望。如果未來所經營的企業有營利，我希望能把其中很大的部分，投入信託或其他能長期回饋社會的制度。創立 TRUEiin 初應品牌，也是同樣的想法。我真正想做的，是以科學與實驗精神為基礎，建立一個具有台灣自主性與文化性的運動品牌。對我而言，運動品牌不應該只停留在商品，它可以連結科技研發、環境教育、藝術文化、當代議題與公益行動。如果可能，我希望 TRUEiin 初應能存在一百年——不是一個只依賴創辦人的公司，而是一個從台灣出發，具有自己文化、價值與制度的百年運動品牌。這條路雖然艱辛，得面對數不清的失敗與錯誤，尤其是台灣文化認同與傳承的問題；但也因為困難，每一關都是嚴峻的考驗，讓我們的團隊越來越強大，足以走向二十年。

另一條已經走了二十年的路，是台灣偏區兒童攝影公益計畫。為什麼教育對我這麼重要？因為某種程度上，是教育救了我。以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，如果沒有遇到閱讀、運動、老師與學校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最後會走到哪裡，很可能就去當流氓了。所以我特別珍惜可以讀書的日子，每當閱讀，我都感覺自己不停地在成長與進化。過去二十年，我曾經帶著社會募捐的相機，到不同地方，引導孩子透過攝影觀看自己的土地與環境，從而找到自我的肯定與認知。現在，我正準備把這二十年累積下來的方法，整理成兒童攝影教案，進行出版與公開，希望未來能免費提供給學校、老師、家長，以及任何一位引導孩子攝影的人使用，讓它走到我永遠到不了的地方。

藝術也是一樣，已經做了二十年，我現在反而愈來愈不急著替它下一個確定的結論。因為土地還在改變、礦山還在改變、城市還在改變、人的慾望也還在改變；AI、衛星、無人機、演算法與新的影像技術，正在重新改變我們觀看世界的方法——所以研究其實沒有真正結束的一天。

以前做研究的時候，我們總希望降低估計的 Uncertainty：增加資料、改善模型、重新採樣、修正參數，希望能夠更接近我們想理解的真實世界。但人生不同，沒有辦法重新採樣，更不可能控制所有變數，人生的標準偏差（Standard Deviation）不可能等於零。今天做的一個決定，也許要等十年、二十年之後，我們才知道它究竟代表什麼。所以人生可能才是我做過最長，也最困難的一場「不確定性研究」。

「成功有沒有僥倖？」我的答案可能是：機會存在隨機性，人生充滿不確定性，但長時間的累積沒有僥倖。

二十年的「山水」連線、二十年的兒童攝影公益計畫，以及一路跌跌撞撞走來的 TRUEiin 初應，沒有任何一件事情，在第一天開始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二十年後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。我只是一直試（Try）：有些事情成功，有些事情失敗；有些問題找到了答案，更多時候，一個答案又帶來另外十個問題。但當時間拉長之後，那些原本看起來彼此沒有關係、甚至有些 Random 的點，似乎真的開始慢慢浮現出一條 Trend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裡，研究地下水、污染傳輸、地質統計與自然系統中的不確定性；二十多年後，我依然在研究不確定性，只是研究的尺度逐漸放大、界線逐漸模糊——從地下走到地表，從水走向土地，從科學走向藝術，從自然環境走向人的慾望、政治、產業、城市、教育與社會。我依然在探索資源工程的可能性與定義；但也許正因為不知道，我才會繼續研究、繼續創作、繼續旅行，繼續做那些我認為值得做的事情。

二十多年前，科學教我如何理解 Uncertainty。

二十多年後，藝術讓我開始接受 Uncertainty。

也許，它本來就是世界的一部分，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

Uncertainty，未完待續。

向影響我最深的地方致敬
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　序率地下水文研究室
—— 哲一